2014年4月27日14：00-18：00，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主办了一场主题为“我眼中的国家公园”的沙龙，该活动是2014中国“风景园林月”的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沙龙由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论与历史专业委员会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承办。该活动是理论与历史委员会自2013年10月成立以来的第5次沙龙活动。沙龙邀请了6位风景名胜区、遗产、自然保护区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就国家公园的界定、定位、体制、保护和管理等发表各自观点，开展互动讨论。不仅有100余人参加了现场活动，还有40余人通过理论与历史委员会qq群的现场直播在线参与了本次活动。风景园林新青年志愿者全程参与了此次沙龙，并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
主持人：
· 李雄，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教授
主要发言人：
· 李如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
· 杨锐，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系主任，教授
· 刘滨谊，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景观学系系主任，教授
· 解焱，中科院动物所学科交叉研究促进中心主任，研究员
· 刘志，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 陈耀华，北京大学城环学院副院长
本次沙龙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为嘉宾演讲，每位演讲人15分钟；第二个环节为演讲嘉宾之间以及与现场、网络观众的互动讨论。
演讲一：我眼中的国家公园，李如生
首先简述了他与国家公园的故事：80年代他刚刚接触国家公园的概念；90年代他在国家建设部风景管理处工作，当时他们是把美国的国家公园作为学习榜样，甚至作为理想，一直在积极探索实践；到了近代，整个中国社会，无论从学术界、管理层等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家公园话题；去年的13届三中全会，政府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系的目标。然后，李司长重点从制度层面以他个人的工作背景角度与大家交流他对国家公园的思考——“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条件探讨”。演讲中主要讨论4个方面的内容：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本土化以及难点。
一， 国家公园的目标
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需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需要、强化国家核心利益的需要、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需要。
从问题导向角度来说，我们面临的困境有生态环境恶化、自然文化资源保护不到位问题突出；无序开发、盲目开发、过度开发屡禁不止；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历史古迹、人文环境等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建立国家公园需要解决发展思路的问题：环境与经济并重、保护优于开发。同时，也需解决资源管理碎片化问题，包括自然、人文要素的整合。此外，还需解决政出多门问题：从纵向来看，中央地方事权划分不清；从横向来看，部门权责交叉重叠与监管真空并存。
二，国家公园的定位
首先，国家公园在生态文明体系架构中的位置，可以根据逻辑关系上的三个层次来理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包括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自然保护地体系等，国家公园属于自然保护地体系下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家公园”的概念源自美国，但是各国也不完全一致，IUCN对国家公园的定义较有代表性。共性之处在于：（1）核心在于资源保护，不同于一般旅游区；（2）同时可向公众开放供休憩游赏，区别于严格意义的自然保护区；（3）体现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平衡关系；（4）注重科研、教育、娱乐等综合功能的发挥。国家公园的标准是具有稀有性、代表性、完整性和多样性。国家公园的准入条件应该具有包容性、开放性、主动性。
三，国家公园的本土化
20世纪80年代我国风景名胜区制度创设之时名称讨论最后选择了风景名胜区。我国风景名胜区制度30多年发展，为正式创建国家公园体制提供了工作基础和条件，具备如下优势：资源代表性；标准规范性；管理严格性；保护利用相平衡；国际地位和影响。我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设立标准、目的等也与国外大多数国家公园功能定位相契合。坚持“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基本原则，要求保护与利用相协调，与单纯以保护为设立目的自然保护区在功能定位上相区分。通过国际交流合作、承办国际会议、结成友好公园，风景名胜区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国家公园的角色，其对外译名即为“National Park of China”，并得到广泛认可。但也存在局限性和不足，首先是风景名胜区不能等同于国家公园，具有明显差距。其次，一些问题长期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比如：土地资源权属关系复杂、保护管理资金投入不足、事权不清、多头管理、政出多门、门票价格过高、超资源承载能力开发利用、管理目标和功能定位存在严重偏差等等。
风景名胜区与国外国家公园对比，有一定的差异，其“本土化”的改良过程可以从设立制度、规划制度 、保护制度、统一管理制度、经营管理制度、公众参与制度方面进行以缩小差距。这是我们下一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四，国家公园难点
第一个难点是关于顶层设计，这不仅仅是决策者的事，包括政府机关部门，也需要学者、以及自然文化资源密切相关的公众等参与。需要国家统一部署；从全局、大局出发，站在国家高度；避免“错位”、“越位”、“抢位”或者出现偏差。
第二个难点是资源整合。我国自然保护地相对混乱现状，不是制度设计层面的混乱，而是实际操作层面造成的混乱。总的思路是用国家公园去整合各类保护地类型；用依据法律法规设立、功能定位明确、权责边界清晰，基本性保护地类型去整合其他各类部门、地方或者行业自行设立的类型。对国家公园体系提出了三圈的假设：第一圈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为主体；第二圈是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根据是否可开放程度，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成两类——符合国家公园标准，同时具备开发条件的，可以纳入国家公园；不具备开放条件的，建立严格意义的自然保护区；第三圈是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其他保护地（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海洋公园、水利风景区等）。
难点三是法律关系。我们需要启动国家公园立法、做好与相关法律之间协调，可能需要在政策制度层面有所突破。
难点四是部门协调。
最后一个难点是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包括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土地及相关资源权益享有者以及公共利益。
演讲二，CCC与美国的国家公园的社会经济贡献，杨锐
杨锐教授首先介绍了大萧条时期的美国，25%的失业率，20000+平方公里过度农耕受损土地以及罗斯福喜欢户外运动也热衷土地保护。新政的3个目标是，解决严峻的年轻人就业问题、修复受损土地、提供公众的游憩机会。在这种背景下，CCC CIVILIAN CONSERVATON CORPS（公民保护团）应运而生。该团雇佣18-25岁青年，每团由150-200个男孩，实行准军化事管理，以保护和修复自然环境为目的，包括国家公园、国家森林等，从1933-1942，持续时间达到10年，解决了361.2万人的就业问题。CCC计划当时在美国有2000多个营地，最多曾雇佣28000多专业人员参与设计和指导工作。
杨锐教授紧接着介绍了1944年在Landscape Journal上有一篇文章，介绍了新政时期风景园林师的就业机会，指出当时机会非常广泛，1934年，WORK PROGRESS ADMINISTRATION（WPA）在十几个领域共雇佣850万成年人，占当时美国总失业人口的47%。涉及建筑师、教师、剧作家、工程师、风景园林师等不同行业。
随后杨锐教授将目光聚焦到风景园林师，认为在当时风景园林师的作用是规划、设计和现场设计。国家公园局对失业状况下的年轻人进行技术培训，如教它们用当地的材料做泥批转。在建造过程中，就地取材，人员在当地接受培训、在在当地设计、当地施工，和当地的结合非常好。此外，国家公园局还请建筑师、风景园林师完成了很多指南性的工作，这些《指南》要求了图纸的细度，设施的程度，平面、里面、剖面的程度，注意设施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在指南指导下，形成了一些不错的作品，如加州伯克利的露天剧场，就是一个因地制宜的作品的和周围山体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此外，一些剧场项目在建设之前，还要先进行声学实验。为了保证声音环境的良好。杨锐教授以蓝岭国家公园（BLUE RIDGE PARKWAYS）为例，在CCC时期很好地考虑了公园路选址、道路建设植被、技术选择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使得蓝岭国家公园成为了一个很好的遗产廊道。总而言之，国家公园CCC计划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扮演了很重要的经济角色。
最后，杨锐教授总结，通过美国罗斯福CCC时期的案例，我们能得到3点启示：
如何让NPS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不要仅仅从生态方面的去考虑；
我们需要考虑民间组织应该怎么发挥作用；
风景园林应该走出园林和风景的边界，和更多的城市建设、工程、环境工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演讲三，我眼中的国家公园，刘滨谊
谈及“我眼中的国家公园” 刘滨谊教授说这个话题很重要，勾起了他很多回忆，本科83年毕业后读研，第一个项目就是国家风景名胜区，之后若干年也做了很多规划设计。国家风景名胜区的规划设计是最严格的，也是最难做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国家公园的景观，这个国家谈什么水平。它是我们的第一老师。刘滨谊教授的一个项目是三青山，前后半年，切身体会什么叫国家风景名胜区，就是保护、生态。这个论题对于刘滨谊教授来说，感觉回到三十年前。
首先，刘滨谊教授将论题细分，提到现在国家开始重视国家公园，发了文件，我们也开始重视起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国家公园作为国家社会发展需要；作为学科学术研究，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大一统的概念和研究领域；作为管理操作运营——结合国情，“应当大事、好事大家做”。目前有那么多带国家的、带公园的区，作为一个行政管理部门，又应该是怎样的运作方式，这是值得探讨的。我们深受其挣，不同行业部门在管理着，这个怎么办？将来怎么管理呢？在现实中，风景名胜区、旅游地、世界遗产地等帽子重叠，国家公园将来由哪一个部门来管理呢？刘滨谊教授说三年前做洛阳龙门石窟的规划，遗产地只有3平方公里，9平方公里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还有森林公园等等，是很综合的项目，要保护也要开发旅游。这次看来国家公园文件的出台，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其次，刘滨谊教授提出万变不离其中的观点，国家公园的目的之宗应该是保护（最为长远）、教育（长期）、游憩（即时）；类型之宗是风景名胜区；空间分布之宗是围绕风景名胜区为主地带。
然后，刘滨谊教授提出 “当务之急”有以下三个方面。
（1）从国家社会全民观念意识看：只想“公园”，忘了“国家财产”—–“保护意识淡化—只看重旅游游憩作用、甚至经济效益、发展旅游过度—-喀纳斯湖的案例（1999-2002的规划）。同济做的1999-2002的规划，是以保护为目的，确定游客日容量为3000，而这版规划之后，国家旅游局介入，方案被推翻，游客容量扩至2万人，而导致如今的景区人满为患，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
（2）从行政管理各部门看，除了自身的相关，更需要“宗”的统一第一
（3）从学术界看，应该“求同存异”，统一认识；从风景园林界看，应当迅速扩展“风景名胜区”已有的30多年的理论与实践。
最后，刘滨谊教授在结论中提出这次中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建立，1+1大于2，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国家公园地带+城镇化地带——美丽中国；（2）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水利公园+国家遗址公园+国家级旅游地+自然保护区……（3）基于国家风景名胜区30年的积累，国家公园的出来将是对我们行业的一个巨大的提升
演讲四，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位置，解焱
解老师首先定义了自然保护地，认为自然保护地是：“有明确边界的地理空间，通过法律及其它有效方式，得到认可、专门保护和管理，以实现具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文化价值的大自然的长期保护。”
她向我们展示了一组数据，全球保护地面积已经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2.7%及海洋面积的1.6%。认为全球保护地的管理特点是4方面，
管理体系很复杂，分散现象非常明显
一些国家颁布了统一的法律，如德国、巴西、南非等。
一些国建立了统一的保护地管理体系。
25个国家将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管理的保护地以及私人保护地都纳入国家的保护地管理体系内。
随后她对世界各国家的保护地类型、主管机构情况，统一立法情况进行了统计。并且梳理了国际上已经存在的保护体系和组织，如人与生物圈，SRAMSAR湿地以及世界遗产地。
接着，她讨论了中国自然保护地，展示了各类保护地所占的比例。通过数据指出“我国很多重要的生物多样性重要区域未能得到良好的自然保护地覆盖”，我国中东部地区自然保护地覆盖率大部分不足5%。进而系统总结了布局不合理的原因，“一是在严格保护思想指导下，人口众多的地方政府，不愿意建立自然保护区。二是没有充分发挥允许利用的管理类别的作用。”此外，她还以三清山风景名胜区为例，认为三清山栈道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保护了森林资源，使得风景区得以严格保护的区域达80%以上；张家界森林公园保护下来的森林为下游提供了重要水源。
她认为，现在自然保护区的分类，3大类9个类型，很难与管理标准建立联系。随即，她比较了IUCN和我国自然保护地分类体系的差异，建议将国家公园、自然纪念物、陆地/海洋景观保护地合为1类，叫做“自然展示类”。并且提出了国家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体系，即对1、2类（严格保护类、栖息地/物种保护类）严格保护，3（自然展示类）类有人类干扰，无直接利用。4类（限制利用类）有人类干扰以及直接利用。并指出要注意功能分区与保护管理类别结合使用的相关性。她以若尔盖草原和岷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为例，演示如何利用1、2、3、4类进行保护与利用。她认为3、4类虽然允许有人类的干扰和利用，也非常重要，如果将3、4类去掉，第1、2类将会成为保护的孤岛。
基于保护地类型的划分，她也为管理方式提出了建议，认为应该是分散管理、统一协调。国家应该有一个综合的协调部门，对各部门进行协调监督。在借鉴国外经验时，应该做足比较研究并深入理解。她认为，虽然现在云南已经有了国家公园称号，但是和风景区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对于需要很大范围才能生存的物种来说，孤立的自然保护区很难起到保护作用。她举了老虎的例子来说明，通过虎的组织结构，阐明东北虎雌性老胡繁殖领域面积大约是450km2。这让我们思考需要构建一个多大的网络才能很到地保护这种物种。世界上不乏这样的先进案例，俄罗斯在老虎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将不同的保护地连接成为了网络。提供了老虎迁徙的连通性。所以国家公园建立要考虑的是非常大范围的保护，维持栖息地的连通性。
最后她构想了要建立珲春“虎豹国家公园”。珲春是黑龙江老虎和远东豹的生活区域，集中了50%和90%以上的远东豹，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该“虎豹国家公园”，应包含重要的老虎的栖息地并将其作为核心区。在保护区外，人口仍然活动的区域建立缓冲区，在这些区域里逐步实现当地人民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型，减少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总之，通过国家公园，在空间上把独立分散保护区联系起来。并利用国家公园体制和保护地友好的方式，让老百姓很好的生活，同时又不破坏现有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将当地老百姓的生存方式与自然保护的关系理清楚。
演讲五，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从美国经验看中国实践，刘志
首先介绍了他的研究背景，美国的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多年来对美国生态自然资源保护和国家公园产权安排、管理体制和融资方法一直有研究。北大和林肯研究院保持良好合作，正好现在碰到国家公园发展的议题，他们也参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