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名城克利夫兰附近的凯霍加河因受工业严重污染，20世纪60年代末期甚至发生了自燃。凯霍加河大火催生了美国社会的生态觉醒，迫使国会于1972年推出《清洁水法案》。经过治理，凯霍加河沿岸如今已成为当地市民日常休闲的场所。

　　德国的生态觉醒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已进入工业社会的德国深切认识到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逐渐关闭了一些煤矿和化工厂。与此同时，德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修复受污染地区的生态环境。经过30多年的努力，德国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

　　英国对泰晤士河的治理同样也是生态觉醒的产物。英国工业革命的推进，使得大量工厂如屠宰场、制革厂等沿河而建，加剧了泰晤士河的污染，导致伦敦历史上发生多次霍乱。20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加强对泰晤士河的综合环境治理，关停大批工厂。三文鱼的踪影自19世纪30年代从泰晤士河消失后，于20世纪70年代再度出现。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环境领域的“库兹涅茨曲线”表明，在工业化过程中，伴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加，环境污染的程度呈现上升趋势。而当人均GDP进一步提高，污染程度又会逐年下降。这条倒U形曲线显示了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无一例外遭遇过的一段困境。

　　治理局部污染相对简单，一些发达国家“独善其身”也比较容易。有统计表明，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美国也已将40％以上的高污染、高消耗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所以，当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的需要，接受了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同时，也被迫承受了环境恶化的后果。

　　在利马气候大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了《2014年排放差距报告》。报告指出，为避免气候变暖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全球温度升幅应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全球变暖有自然界本身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人类的行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25％，远超过去16万年的纪录，而且尚无减缓的迹象。

　　按2摄氏度目标计算，全球最多只能排放2900亿吨二氧化碳，但工业革命至今已经排放了1900亿吨。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行动，“碳预算”在25年内就将用完。

　　生态觉醒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据预测，当全球平均气温比1750年工业革命之前测定的标准气温高出2摄氏度时，生态灾难将一触即发。届时，地球上将出现大面积的农业歉收、水资源枯竭、疾病丛生、海平面上升等恶果。然而，照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速度，全球气温到本世纪末大约会升高4摄氏度，后果不堪设想。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获得通过，并于1994年3月生效，标志着国际社会全面进入生态觉醒阶段。每年一次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也见证人类自我拯救的生态行动。

　　人类从敬畏大自然，到尊重大自然。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气候变化的条约、协议，力图实现碳中和，让温室气体排放与地球吸纳能力相当，正是从觉醒到行动之路。

　　近年，中国反复多次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雾霾天气，同样唤起了全社会的生态觉醒。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付诸生态行动。2013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12年下降4．3％，比2005年下降28．56％，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25亿吨。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气候和生态问题上直面挑战、勇于担当，展示了自己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去年11月份，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各自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并表示将共同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于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如期达成新协议。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利马气候大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中称，中国等国家近期在气候变化方面宣布的行动是达成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的重要动力。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利马气候大会高级别会议上说，应对气候变化关键在于行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全世界的责任担当。